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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说出农民工这个陈旧的词语  

        当我说出农民工这个陈旧的词语,我知道我在陈述一个经济学的风景。
        迁徙,是一个非常严格的经济学话题。这是一个事实,任何一个有志于现代化建设的国家,都别无选择地面临着巨大的人口迁徙问题。看看吧,那些在路上的人们,那些从乡村出发,朝着城市迁徙的人们,那些汗水和雨水交加,头发沾上了灰尘,暂时来不及清洗的人们,他们根据市场的逻辑,朝着城市出发,构成了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口迁徙风景。市场的逻辑是这样的:任何一个国家要工业化,必须首先城市化。城市化必须走在工业化或者市场化的前面,否则,所谓的工业化或者市场化,就是一种计划经济的结果,而不是市场的自发秩序。这个常识太重要了,1979年,刘易斯和舒尔茨发现了这个伟大的经济学现象,并用完美的理论模型呈现出来。由此,大量的农民向城市的流动与迁徙,大量的人们由农民的身份转型为真正的市民身份,变成了一种常识,一种规律,一条任何一个国家试图发展经济都必须遵循的惟一的道路。
        这样的表述,隐含着与生俱来的权利意义。农民不是城市的流浪者,不是过客,不是的,每一个农民都是城市的主人。如果没有农民的大规模迁徙,一个国家的城市化不可能出现,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和市场化也不可能出现,相应的,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一个国家的富强与繁荣,也不可能出现。还有比这样的陈述更加令人激动的吗?每一个人在路上的农民,都应该知道,今天的迁徙,不是一种漂泊,而是寻找每个人在市场经济中的合理位置。自由迁徙,是市场经济赋予给每个农民的权利,不可剥夺的权利。
        当我说出农民工这个陈旧的词语,我知道我在陈述一部长达60年的历史。
        众所周知,在长达30多年的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经济的主要政策,就是设立了一套不合理的工农业产品比价关系,人为压低农村的产品价格,提高工业产品价格与农产品价格的差距。保守估计,在1950-1978年的29年中,政府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提取农业剩余净额为4500亿元,平均每年从农业部门流出的资金净额达155亿元;1979-1994年的16年,政府大约提取农业剩余净值12986亿元,平均每年从农业部门流出的资金净额达811亿元。现实意义上,中国政府正是利用这种“剪刀差”,试图推动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使资源配置大面积、大幅度向城市倾斜,由此形成了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悬殊的城乡差别。
        从2006年元旦开始,随着政府取消农业税,这种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现象基本缓解,但这并不意味着针对中国农民的“剪刀差”思维方式从此消失。某种意义上,“剪刀差思维”成为政府部门的思维定势,在收入和资本两个新的路径上继续繁衍。
        如果说“价格剪刀差”时期,主要以“廉价的农产品”为主要形态,那么随之而来的“收入剪刀差”时期,主要形态则为“廉价的劳动力”。有人做过统计,在过去大约20年时间内,中国农村每年为城市建设贡献了1.2亿数量的廉价劳动力,他们的年龄处于16岁到46岁之间,拿着世界上最低廉的工资,没有市民资格,不享受城市人口拥有的医疗体系和养老体系。这种醒目的“收入剪刀差”,政府大概从农民身上抽取了9万亿人民币的豪迈资金来促进城市化进程。
        相比跟随而来的“资本剪刀差”,“收入剪刀差”似乎有点小巫见大巫。这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经济掠夺手段,一方面,政府用压低农民土地资本价格的方式,应对不断扩张的城市版图和不断高涨的房地产价格,用悬殊的价格差推动城市化的又一轮发展。另一方面,政府将农民所建房屋统一定义为小产权房,剥夺了农民房地产资本的产权界定权利,导致所有农民的房子不能有效进入交易环节,从而使得农民的土地资本失去了升值的机会。有人做过统计,每年农民在土地进入城市化过程中的资本损耗高达5万亿元,也就是说,中国农民每年正在以5万亿元的土地资本金,无偿支持中国的城市发展。
        一些显而易见的结论,让人坐立不安。第一,是农民用汗水和生命养育了中国,至少养育了60多年以来的中国。必须强调这一点,是农民,不是别的人群。第二,这60多年的农民现象,不仅意味着一种政策层面的对农民的歧视,在经济学规律的层面,更意味着这样的政策,是 一个天大的错误,是对市场经济常识的抵制,是对现代化进程的逆反。必须再次指出一个常识,城市化必须先于工业化,就像雨水必须先于河水,阳光必须先于青草地。
        当我说出农民工这个陈旧的词语,我知道我在陈述一种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身份意识。
        我想知道,为什么会有农民工这个糟糕的身份词语,是谁把这样一个明显带有标签意义甚至是歧视意义的词语强行划给了一群人。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特殊属性的工作,而农民工这样粗糙的身份定义,根本无法显示一个人的职业特征,它所有的意义,仅仅是把一群鲜活的人强行塞进一个陈旧的小盒子里,然后给那些良知不足的人们歧视他人的勇气和理由。
        一个农民来到城市里,难道他的身份真的只有一种吗?为什么不可以按照职业、语言、或者个人爱好来界定?每个人的身份都是丰富的,当我们沿着多重身份来审视生活,我们能找到诸多共存和宽容的理由,爱的理由。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城市人,和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农村人,一个生活在现代化都市里的高级白领,和一个从农村而来的求职者,如果沿用陈旧的城乡户口隔离制度来考察,他们可能存在一些利益的冲突,但事实上谁都能看到,他们有可能都是文化的共同爱好者,他们可能都是诗人,或者都是歌手,更加具体的是,此时此刻,他们可能刚好是一幢高楼的建设者。
        我的立场如此坚定!当有人把农民工当成了一种身份属性,这就是歧视,就是剥夺,就是陷阱。多样性这个优美的思维方式再一次提醒我们,这个世界远比我们理解的复杂。当有人试图用一种身份来锁定人们,他们可能是在鼓动人们走进暴力,走进对抗。在这种暴力和对抗之中,大多数人只是一种牺牲,一道祭品.事实上,那些煽动家,那些将简单的身份推向极致,一直隐藏在黑暗之中的家伙,那些错误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他们正在自己计算自己这一轮蛊惑,这一轮歧视,又能收获多少美钞、或者黄金。
        是的,当我说出农民工这个陈旧的词语,我想对所有从乡村向着城市进发的人们说一声,你们是权利,你们是自由,你们在哪里,哪里就是你们的故乡,你们是这座城市的主人。生命是一个伟大的神迹,每一个人都是惟一的,每一个人都是具体的,每一个人都是自由的,每个人都是无价之宝。你是这座城市的瑰宝,你不可或缺,你是最有价值的风景。别人怎么称呼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自己要知道,你是这座城市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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