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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P围堵中国与“价值贸易”命题  

苏小和  文
 
最近,学者杨鹏在VOA的平台上提出了一个新颖的名词:“价值贸易”,让人眼睛一亮。杨鹏援引耶稣的语言:“人活着,不单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里所出的每句话”,试图说出这样的价值判断:中国人这些年靠着WTO的贸易框架,取得了巨大的收益,但是由于中国人只重视WTO的单向度经济收益,并不在意人类价值观体系的共识,因此在经济与价值这两个维度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分裂与冲突。正是基于这一点,TPP这样一种将经济与价值并列重视的崭新的全球贸易规则体系应运而生。在这个意义上,人们说TPP有可能是对中国利益的围堵,或许有几分道理,至少我们认为,TPP在“价值贸易”的维度上,的确是对缺乏常识、缺乏基本价值观的中国式单向度经济贸易的围堵。
 
沿着杨鹏先生“价值贸易”这个关键词,有三个层面的问题值得我们辨析。
 
第一个要说出来的问题是,作为全球化表征之一的国际贸易体系,从它形成并展开的第一天开始,事实上就隐含着重要的价值判断。这种价值判断的一个重要理念,就是世界主义和自由主义,通过一种全球市场和国际贸易的方式,让遍地的居民得自由,让这个世界上的每个人得到权利和财富。
 
梳理中国现代化秩序的展开,尤其是梳理近现代中国人溶入国际化竞争的过程,能够找到很多非常有价值判断的史料。
 
1820年左右,一部分欧洲企业家来到中国展开国际贸易,基本的价值观是贸易至上,信奉一种市场层面的放任主义,提倡而且欢迎一种商业层面的自由竞争。怡和洋行的马地臣在1836年谈到对华贸易时,是这么说的:“自然规律迫使所有民族自由结合,而自由贸易将使得人人受益,给全体带来繁荣”[1]。他们非常熟悉欧洲早期的国家重商主义思想,看到了国家主义和重商主义的弊病,也看到了贸易垄断的恶果,一定是最终摧毁贸易。因此,在来到中国之后,他们有意识地将一种自由经济的元素带到中国,并努力想成为一种商业的传统,而这个传统的核心精神,就是竞争。
 
值得注意的另一个证据是,大多数外资商业集团,并没有抱着赚一把就走的短期心态,而是参与到了中国沿海城市的基础建设之中。今天,我们在大连、青岛、上海、广州这样的沿海城市还能找到当年建设的影子,外资商行纷纷参与城市街道、排水、地铁、防洪堤的修建,有些则集中精力修建医院、学校和码头。他们的本意或许是希望长期维护一种竞争的精神,希望在传统的农业中国,大面积构建新的商业格局。
 
遗憾的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习惯,人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内并不能理解自由竞争的精神与价值贸易的重要性,因而到今天为止,依然无法理解和接受市场经济的自由价值。西方企业家以自由为价值观,而中国人包括中国的企业家则以民族主义和实用主义为价值观,这导致中国人和西方人在对商业竞争和自由贸易的理解上,出现了巨大的落差,存在着惊人的观念鸿沟。大部分意义上,中国商人的行为逻辑很快就走向了经济民族主义,商人们希望在贸易、航运和信贷方面迅速积累实力,用以抗衡西方的商业集团,并最终把西方人赶出中国。
 
这就是被很多优秀的学者总结过的所谓“救亡压倒启蒙”,或者说是“自强压倒自由”。一直到今天为止,这种意识形态仍然是这个国家的集体意识和主流价值观。如马地臣这样的商业冒险家,长期以来,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都将他们解读为殖民者,是他们将中国拖入了半封建、半殖民的社会,是他们让中国人在进入近代以后丧权辱国,倍受欺凌。这种记忆在通用的主流教材里反复陈述,终于固定为一个后发国家的历史伤痛,一种民族的自卑与自尊。但在西方经济学语境下,尤其是在国际贸易的语境下,马地臣和他同时代来到中国从事商业冒险的金融家、贸易家和生意人,却被解读为“亚当斯密名副其实的信徒”[2],所有当时在中国的外国人在某种意义上,都被认为是世界主义者。
 
第二个需要辨析的问题是,所谓“价值贸易”,这里的价值,到底意味着什么?
 
汪丁丁先生在他的著作《制度分析基础讲义:自然与制度》、《制度分析基础讲义:社会思想与制度》中,提到了康德的三维理解框架,并解释说,这是他用来解释任何问题的一个框架。由此,汪丁丁提到了社会学家韦伯的分析方法,采用的也是三个维度的整合方式:政治、经济、价值。
 
在韦伯的三维分析框架里,我个人认为其中最不好理解的是价值(value)。这里的价值是指什么?按照韦伯的思想趣味,他指向的是新教伦理秩序,维特根斯坦也这么说过,新约《罗马书》是人类最终极的价值观著作。但当人们沿着韦伯的分析范式进行思考,人们却会在价值层面展开讨论,价值是终极的一元价值吗?价值是否和政治、经济一样,必须奉行多样性的原则?有意思的是,经济学家阿罗在他的博士论文《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里,听从弗里德曼的建议,将一个人在私人领域中的个人选择所根据的个人偏好界定为口味(taste),将一个人在公共领域中的社会选择所根据的偏好界定为价值(value)。可见思想家们超乎想象地重视价值本身。没有可以完全依赖的价值谱系,韦伯的研究方法就失去了意义,而阿罗所呈现的社会选择,包括另外一名经济学家布坎南所陈述的俱乐部式的公共选择,以及哈耶克的知识分散秩序,都失去了选择的可能性。
 
如此看来,关于价值(value)的研究与学习,就成为一个人或者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事情。问题的重点在于,沿着韦伯的范式与阿罗的命题思考下去,我们就应该提出问题,到底应该如何在一个公共选择的秩序之下界定价值?当这里的价值谱系像个人在私人领域里的口味偏好一样具有永恒的多样性,而无永恒的终极意义与价值坐标,人们朝思暮想的公共精神与公共选择如何抵达帕累托最优?人类社会的资源分配如何达到一种理想的状态,即在所有人的境况都没有变得更坏的前提下,如何使得一个人变得更好?
 
有趣的是,最近重印的刘军宁《保守主义》,在知识分子圈子里成为谈资,有一次我和军宁兄面对面讨论,追问保守主义的基点是什么,他直截了当告诉我,保守主义所保守的是人类自由,而这个自由是来自上帝秩序的超验自由。如果不能理解基督信仰秩序下的自由理念,几乎不能理解保守主义。
 
或许,知识分子乐于谈论保守主义,是又一次关于价值观的练习课。经历这些年纷繁的争吵,我一个人认为,在事关终极价值的命题上,人们必须尽可能达成共识:一定存在一个所有人都愿意接受的终极价值观,比如,每个人都能够接受,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事物,还比如,每个人都能接受,一个人必须而且只能最终走向死亡。比如当我们思考公平、正义、自由、爱、个体价值、永恒秩序的意义范式,仔细阅读苏格兰哲学时代,会发现无论是洛克,斯密,柏克,阿克顿勋爵,还是休谟,都牢牢持守着保守主义的思想基点,这应该就是终极价值观的意义所在。
 
但是,在那些没有终极价值观的自由主义者看来,对终极价值观的强调,在观念和内容上试图构建价值的共识,是不可能的。因为人性过于幽深,每个人都拥有独特的内在秩序,终极价值的统一,很有可能是一种奴役之路。这种思维方式,在短期来看或许是有道理的,但从长期的视角来看,一定是价值恒定的思想谱系引导人类朝前走。对历史的辨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比如希特勒当年在欧洲所向披靡,纳粹主义大行其道,犹太人面临毁灭,但结果却是希特勒的真正毁灭,是犹太人走向了国家重建与文化复兴。还比如,1930年代斯大林的计划经济成就几乎让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自惭形秽,罗素,罗曼罗兰,甚至很多经济学家都跑到苏联考察经验,但结果是苏联早已灰飞烟灭,英美式自由资本主义却成为人类主要的生活方式。仔细审视这些重大的历史走向,人们会发现,是一种对人的价值与人的自由绝对尊重的终极价值观在引导着我们。正如凯恩斯曾经感叹,长久来看,是思想在改变着人类,而不是既得利益。这里的思想,我愿意理解为一种终极的价值谱系。
 
第三个需要辨析的问题是,整个欧美市场经济传统所依赖的价值谱系是如何形成的。
 
无论是马克斯韦伯三维分析模型中对价值维度的强调,还是汪丁丁先生对学科基本问题的深度思考,无论是杨鹏提出的“价值贸易”概念,还是刘军宁先生沿着保守主义资源思考价值体系的内在进路,都把我带到了基督神学的思想史维度上。这或许是我相对比较熟悉的领域。我的意思是,欧美自由主义传统和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传统,他们先验的价值判断到底是如何形成的,作为一个学习者,中国人如何把保守主义、斯密传统、终极价值观与基督神学思想史建立起紧密的逻辑联系,一直是我这些年阅读和思考的重要任务。立足于这一点,仔细辨析韦伯、阿罗、汪丁丁、刘军宁、杨鹏等学者的问题意识,我试图从三个维度(三维框架)来解释,一个人如何在自己的生命秩序和知识观念秩序上,通过阅读和思考,让终极价值观成为可能。
 
关于终极价值谱系,我们强调的第一维度,应该是超验启示。
 
这是一种神学思想史层面的文献引证,比如人类最早的法律条款是十诫,而十诫并不是人类自身的创建,而是上帝对摩西的启示。摩西作为法律构建的鼻祖,并不是法律的创造者,而是法律的传播者和践行者。比如人类的自由意志,并不是一种来自于人和人之间的比较建构和演化,而是来自于人类对上帝的信仰。事实正是这样,自由是一个人内心隐秘的生命原则,他人没有能力给予,也没有能力掠夺。《创世记》中,上帝给予人类的第一道选择题,就是自由选择吃禁果或者不吃禁果,人类先验地拥有自由选择权利,上帝并不干涉我们。
 
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有足够的想象力。以自由为例,我们的问题意识是,为什么每个人都渴望自由,即使身陷囹圄,也在努力寻找?这意味着自由是人类最普遍的属性,每个人都与自由有关,没有人例外。如果我们不持守这样的价值观,那么对自由的理解,就会导向两个方面,其一,自由是人和人之间的相对事件,即一部分人拥有自由的原因,是另一部分人失去自由,自由成为有人可以予取予夺的事情,从此不具有永恒性和普适性。其二,自由是人和人之间的契约关系。即把自由看成一个可商榷的事物,希望通过成文法的约定来实现每个人的自由。但问题在于,推动成文法契约关系的主体是人,而任何人天然具有人性的幽暗性和不确定性,当我们失去超验启示的自由价值的判断基准,我们通常会误读甚至曲解自由的意义,并再次进入对自由予取予夺的错误语境。
 
形成终极价值观的第二维度,则是重要的过程理性。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引用经济学家赫伯特·西蒙的有限理性加以解释,即一个人对终极价值的认识与理解,是一种过程中的理性方法,或者是一种学习的方法,一种在过程中不断改进的演化秩序。这是西蒙的观点,人类是理性的,但又不是完全的理性。理性是有限的过程,人类在不断寻找自身满意度的过程中,指向那个最终极的价值世界。汪丁丁先生的《民主的条件》,论及民主的形成过程,采用的就是阿罗的价值构建与西蒙的过程理性分析方式,即民主是人们从私人口味向公共价值选择的一个学习和改进的过程。汪先生指出,在非民主社会,人们的行为方式是“结党营私”,结党,是一种公共选择行为,营私,则是表明非民主社会人们公共选择的价值取向,仅仅是为了满足私人的口味。这是典型的朋党政治,如何走出这个陷阱,成为最紧迫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坐等成熟的民主社会突然降临,是不可能的,对民主社会严防死守、如临大敌,更是错谬。必须要开启民主社会的学习过程,在长期的民主训练中形成每个选民的公民价值,即一个成熟的公民能够做到,行使公共选择时能够不使自己在公共领域的选择受到他的个人口味的影响,并最终通过价值健全的公共选择来保护每个人的私人口味的权利与自由。
 
由此可见,过程理性与学习能力变得如此重要,必须要首先上路,必须要开启一个明确的过程,在不确定性的过程中寻找最终的确定性。
 
这是真正的智慧,《创世记》中所记载的亚伯拉罕的人生,就是最古老的过程理性。亚伯拉罕半夜做梦,听见上帝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立即摇醒妻子,就动身了,至于究竟要去到哪里,亚伯拉罕并不清楚。这个时候的亚伯拉罕,牛羊成群,富甲一方,过的是安逸日子,舍弃的是故乡和财产,要的是一种在路上的生活方式,是一个生命在路上不断展开的过程。按照一般的思维逻辑,既然上帝是全能的,既然上帝已经启示亚伯拉罕到别处去,为什么上帝不直接将亚伯拉罕安放在终极目的之地,为什么还要费尽周章地让亚伯拉罕一生都在路上行走?
 
智慧就在这里:人生是一种不断展开的理性过程,只有正在展开的人生,才能看得见恐惧与战栗,看得见更加遥远更加真实的终极真理。那些在路上的人们有福了,生命的意义正在路上盛开。
 
终极价值观的第三个维度,是关于次优选择的方法。
 
人类世界从来不存在绝对最优的天堂世界,人类对终极价值的寻找,在建立一个恒定的方向之后,剩下的工作,就是次优选择。任何最优选择的想象都是乌托邦主义,它会给人类社会带来灾难,理所当然,这种乌托邦的思维方式也会直接导致人生的失败。
 
关于这一点,《撒母耳记·下》有这样的记载,上帝给予大卫王三个灾难选择,战争,瘟疫,饥荒,大卫王必须做出选择。这是三个看上去都不好的答案,一个人只能在这些坏的选项中选择一个相对不坏的结果。大卫的选择是这样的,“我很为难,宁愿落在上帝的手上,因为上帝有丰富的怜悯,我不愿意落在人的手上。”
 
大卫的选择逻辑,可以理解为,他不愿意选择战争和饥荒,宁愿选择瘟疫。因为大卫深知,没有一个最优的选项可供选择,人类整体是罪恶的,上帝的惩罚成为一种必然。但是,相比人类自身挥之不去的罪恶,上帝的惩罚总是带有永恒的怜悯。这的确是一个伟大的事实,无论人类的战争多么惨烈,但第二天清晨,太阳总是照常升起。在各种糟糕的选项中,一个有信仰的人,一定会选择终极真理,选择那个确定的、永恒的价值观。
 
我第一次读到这个故事,曾经反复问自己,我会选择什么呢?我曾经拿着这个问题去问一个熟读史书的朋友,他的反问看上去非常有力,为什么上帝给出的选项只有三种灾难,为什么不给予人类最优美的选择,比如幸福与和平。我微笑看着他,说了以下几句话,第一,当我们向上帝索要永恒的幸福与和平,我们反思过这些年所犯下的种种错误吗?第二,你的问题意识把你导向了最优选择,按照公共选择的一般秩序,最优选择往往是灾难性的,合理的方法,应该是次优选择。在这个意义上,恐怕大卫王的选择是有道理的。
 
 
[1] 《英国对华贸易的现状与前景》,伦敦,1836年,第1页。
 
[2] 《中国近代商业革命》,郝延平著作,第1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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